清明前夕在上海的侄子（我二哥的小儿子）去我父母親的墓地扫墓了，传来一张照片，在父母的大墓碑上有我们七个子女的名字，二姐的名字有红改黑了，二姐是去年走的，虽说去年我妹妹已告诉过我，但今天还是悲从心来。
     我二姐生于1930年，属马，我和她同父异母，我母亲是娶弦（上海人称填房）虽然我母亲是继母，但我们是传统家庭，再加上我们家庭一直是父亲掌管財务。 所以我家没有什么矛盾，上面四个哥姐和我母亲生的三个没有什么隔阂。
     她是我们家的另类， 19岁学生时期跟共產党走了，参加南下服务团，是家中当时唯一的共产党員，她一路步行到福建，在福州停下接管省政府，1952年她回上海，当时她工作单位是福建省民主妇联，来上海是为了釆访在提篮桥监狱中关押的汪精卫老婆陈壁君，回来后对我父亲发飚，说在监狱里碰见许多人认识她，叫她名字，都是我父亲的朋友，弄得她很没面子，反右时她和丈夫双双打成右派，我姐夫是震旦大学学生，他俩被下放到闵侯山区劳动改造，60年代初被摘帽，二姐去了教育局，姐夫去了党校做老师，文革后他俩彻底平反，官比原来打右派前正常升迁高半级，姐夫是局级，二姐是副局级，去教育局当了一个副局长，退休后很长一段时间住干部病房，直到去世。
     据我母亲说我小时候二姐很喜欢我，她放学回来总要求我母亲让她抱抱我，我还记得五十年代初，她写信来要我们三个弟妹的照片，父母领着我们三小孩去八仙桥良友照相馆拍了一张照，这张照我有影响，我歪着头，相貌丑丑的，最使我感动的是文革时我父亲只有36元工资，是每人12元一月计算的，我和妹妹是学生，我二姐每月寄15元到家，我们不知道她那时也落难，只知道她在当官，她什么也没说，她大我17岁，她对我的关心有时象母亲。
     我也是家中的另类，她曾多次要我争取入团，我反问她我为什么要入团，我見到许多精緻利已主义同学，父亲是个小业主，国民党党员……在争取入团的日子里，每天臭骂自己的家庭，要划清界限，甚至有位同学拿出84元交给学校是多年父親给她零化钱，是剥削来的，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，入了团。
2014年我回国探親和妹妹抽了二天时间去福州看望二姐，感谢她多么多年每月寄钱给我们，我们并不知道她的处境，她说这是应该的，我们是兄弟姐妹，说完我仨眼圈都红红的，她和姐夫都住高干病房，一个月一万多元，护工拿走八千，其余都给儿子。
     二姐活到94岁，她是我姐，有时也象我母亲，年龄大了，回顾许多事情，也许她是对的，但人生没有后悔药，你说对吗？

     周祖浩 2025-04-03

    这篇文章是我大学同学施顺昌上传的一个帖子，读后十分感慨，其实象我们这种年纪的“老蹦瓜、老菜皮”这种小概率事件是很多很多的，
    我家在上海淮海中路130号，124弄是条小小弄堂，名叫太平坊，由于这里是由东向西进入淮海中路高档人口的入口，所以特别闹猛，早上有老广东摆摊吃灌腸湯，那香菜的味道弥漫整个弄堂，我叫妈妈买，妈妈说不干净，大约九点老广东收摊，五、六个擦皮鞋摊出来了，一把椅子，一个擦皮鞋箱，价钱也就是三分、五分，后来随着政治化，擦皮鞋就剩一个苏北老头了，但每天下午又多了一个年轻的靚仔擦皮鞋。我认识这把椅子，是一个叫小广东的年轻人的，我问靓仔你是小广东的弟弟？他说是的，他哥哥有工作了，他在五爱中学读高中，下午因为有現存的工具，到老地方擦皮鞋，我们就这样认识了，我叫他小广东，他用標準的普通话叫我乳名。
    擦皮鞋首先要招挾顾客：皮鞋擦𠯫？他大我五六岁，我陪在他身边，他讲语文课文给我听，我至今还记得二首，一是七律长征：红军不怕远征难……金沙水泊云崖暖，他特别给我讲暖这个字，另一首就是孔雀东南飞，十里一排佪，我那时读三四年级听这些似懂非懂，但我被他朗诵似语言娓娓道来，在我幼小贫脊干涸的心田播下一颗文学的种子，他大约做了一、二年不来了，可能进大学了吧，但愿吧！
    六、七十年过去了，施顺昌的帖子象一块石头扔进水里引起涟漪，使我对往事追忆，那时条件差，许多时侯都会在弄堂里做作业，走过的大哥大姐你都可以问，错了随时纠正，那时普遍文化水平不高，小学生就是个秀才，三、四年级就邦人写信，最主要是人与人和谐，
    往事如烟，往事并非如烟。
周祖浩 2025-04-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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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 （2025年04月15日）
朱学勤:小概率事件 
    我小时候常常等在弄堂口，等着那个小伙伴，回来讲他中学里有个叫刘海生的语文教师，如何剑胆琴心，思想深刻，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一两个细节或者小故事。那又是一个精神饥渴的季节，随便一颗种籽落在少年人干涸心田里，都会发酵疯长。久而久之，在我的热切想象中，刘海生就被放大为一个”会弹钢琴的十二月党人”。而我成年后反省，发现自己有一面是旁听着刘海生故事长大的，居然从未谋面。199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，我在上海外滩55路公共汽车里旁听到一段对话，一个乘客对另一个乘客说，她的中学老师责怪她不能将《顾准文集》这样的书只看一遍。当时车厢里没有灯，黑暗中鬼使神差，我竟然上去插话，而且一语猜中，那个中学教师就是我想念了二十多年的刘海生。这个小概率事件使我兴奋不已，回来写了一篇短文《缆绳系岸》，发在《新民晚报》上，大意是说生活里有一种像缆绳一样的东西，多年前飘过来，再打个结飘送过去，按概率它走不了那么远，早就应该寸断，居然就磨不断，一寸一寸地蜿蜒，几十年内走了一个来回。
    刘海生当时己经是沉疴不起，在病床上读到这篇文章，打电话来问，这样就有了联系。他很希望我能去谈一谈，大概想看看一个素昧平生的旁听生是个什么模样。我那时出国行期在即有些忙乱，更顾忌去他病床边看望的人已经太多，不好意思添乱，于是双方在电话里长谈了一个多小时，约定我从美国归来，再好好地见一面。我到了美国，去了南方，在佐治亚州一个偏僻农舍里，与写作《总统是靠不住的》、《我也有个梦想》的林达夫妇畅谈了三天。说起小时候所受的教育，他们居然是刘海生的正宗学生，至今还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，又是一个小概率事件!于是那三天就多了一个话题，不断讲刘海生的故事，他的险峻出身，他的”文革”遭遇与不屈，还分析刘海生这样的理想型人格在大陆这个环境为何罕见，以及他如果出来，看看外面的世界一定浮想联翩，等等。三个人把一个世界越说越小，似乎这世界上的知音不必灰心，或迟或早，上帝总会安排机会，让他们碰到一起。其实是因为太少，就这么几个人，很容易相互知道。反过来一看，也是因为少，动如参商，更可能缘吝一面，终生遗憾。几个月后，我回到上海，行囊未解，就接到一封镶着黑边的小信封。打开一看，刘海生因病去世的讣告赫然在目。
    我颓然无语，只能去参加他的追悼会，这已不是相见恨晚，而是生不得见死方见。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，会有这么多人来与他告别。人群沉默着，排着队，一直站到大厅外面。吊唁者中，我还认出几个经常见面的熟人，此前却谁也没有想起来说一声，我们原来有一个共同的师友，有一个本来可以相通的枢纽!按照他的生前爱好，那天没有放通常的哀乐，而是播放他喜欢的一首钢琴曲–肖邦《葬礼曲》。财经大学的刘新是我的同代人，此时代表海内外所有同学致悼词，那已经有好几代人了。刘新最后一句泣不成声，向刘海生遗像深鞠一躬:老师，下课了。”那一天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刘海生夫人赵佩秋先生，她拉着我的手，泪下如雨:”缆绳断了，缆绳断..…”我知道是我不好，竟然是在老师最后一次”下课”，才得见先生一面。到临了，我还是一个不肖弟子，一个不入册的旁听生!
    我到现在也拿不准这些小概率事件的意义。人们通常埋首于日常生活的川流不息，不太欢迎小概率事件突然来袭。是让人在琐事中逐渐平静，以免一惊一咋，还是来一点冲击甚至突然一击，身心一震?当然也不能高估小概率的作用。即使一箭袭来，只是转瞬即逝，确实也难撕开那么厚重的尘埃。但它们毕竟有过一二，也就证明这生活恐怕是会有一些意外。
    这世界还有意外。那也就值得等待。